艾麗絲眼中的美好世界

曾幾何時，汽車是理解美國經濟的關鍵，之後變成了家庭住宅，現在則是由賈伯斯（Steve Jobs）創新的電子新設備。我們姑且稱之為「蘋果經濟」。如果你能理解到這一經濟現象的真諦，就能充分理解科技與全球化如何在全球各地對資金和工作進行再分配。

這正是林登（Greg Linden）、德崔克（Jason Dedrick）與格雷曼（Kenneth L. Kraemer）三位學者發現的真理。三人仔細研究了最近兩份有關iPod如何創造就業、惠及全球的報告。他們最新的研究論文《全球經濟創新與創造就業：蘋果iPod案例分析》（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Case of Apple's iPod）上月刊登於《國際經貿期刊》上。  

三位學者的其中一個發現是，iPod在2006年創造的海外工作數字接近美國本土的兩倍：美國本土創造了13,920個工作機會，在海外則創造27,250個。這個結果應該不會令人太感到意外，但美國人可能會有些擔憂。這是因為美國從總統歐巴馬以降，人人口中堅稱蘋果可將美國拉出就業危機：蘋果具有造就創新人員與企業家的卓越能力。但今天，這些能幹的人推動的海外就業，卻強過了對美國本土的貢獻。無需去讀iPod研究報告，你就能知道這些創造的海外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國。具體資料顯示，iPod創造的海外職位接近一半是在中國，有12,270個。另有4,750個在菲律賓。相較於中國13億的人口，菲國人口僅1.02億，相對而言，菲律賓才是賈伯斯的更大受益者。  

這點值得強調，因為一些美國專家與政客喜歡把本國經濟問題歸咎於中國人民幣匯率及其出口驅動的經濟成長策略。而從蘋果經濟來看，事情沒這麼簡單。  

現在再說一下可能有一些意外的幾點發現。第一：iPod 創造的多數工作不在美國，但美國員工的薪資比重卻占了其中相當大的部分。13,920名美國員工總薪資接近7.5億美元，而27,250個海外職位的總薪水不到3.2 億美元。  

如果再看一下美國iPod經濟中的員工構成，差別就更明顯了。在美國，超過半數的iPod工作（7,789）集中在零售與諸如貨運等其他非專業工人，但這些員工薪資總和僅2.2億美元。  

蘋果創新的大贏家是美國的6,101名工程師與其他專業員工，薪資總和高達5.25億美元，是美國iPod非專業員工們的兩倍還多，且遠遠超出海外員工的薪資總和。  

美國對全球化與技術改革的態度模棱兩可，原因就在此。民粹主義者怕美國一流創新技術在國外創造的就業數多於國內，他們明顯是正確的。事實上，現實可能比茶黨意識到的更灰暗，因為超過iPod經濟中半數美國員工薪資相對較差、技能較低。  

但美國也有贏家：蘋果的工程師與其他專業員工。他們豐厚的薪酬部分是受益於海外廉價勞動力對蘋果利潤的貢獻。蘋果股東們的回報則更為豐厚。三位學者2009年發表的有關iPod經濟的第一份論文中稱，三人發現iPod所創造經濟價值的最大份額歸屬蘋果公司。雖然這些設備是中國製造，但在中國的經濟附加價值卻「非常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在今年7/8月號《外交》雜誌刊載文章描述了同樣的現象：「全球化傷及一些國家的亞群體，發達經濟體中同樣有一些亞群體受到傷害。結果是美國經濟體內收入與就業差距的不斷拉大，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人享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員工則要面對就業前景越來越差、收入停滯等問題。」  

這些蘋果經濟中的矛盾，也可用來解釋上周阿斯彭思想節（Aspen Ideas Festival）探討的主要悖論。該節是企業家、政要與學者每年一度的活動。  

一方面，各路專家對美國經濟均持很悲觀的態度。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經濟學家渥佛斯（Justin Wolfers）的一席話引起注意。他指出美國已經走在「失去的十年」的半途中，警示所謂經濟可以自我修復的想法是錯誤的。  

但相較於美國富人集體被嚇破膽的2008年，今夏思想節上的人們大都興致勃勃。美洲銀行私人財富管理機構U.S. Trust的總裁班克斯表示，對於他的百萬富豪與億萬富豪客戶而言，經濟衰退已經結束。而且他們也沒有過度擔憂美國與歐洲經濟的乏力表現。那是因為全球經濟在新興市場的驅動下，整體繼續增長，班克斯口中的美國「高身價群」不僅僅是美國人，也是全球資本家。